【资料图】
伴随上世纪末的“重写文学史”,旧体诗词重新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视野,特别是旧体诗词“入史”的问题被广泛讨论。学者李遇春对此早有关注,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已近20年,他的《现代中国旧体诗词通论》(下称“《通论》”)不久前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,收录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。相较于他此前以单个作家创作为焦点的个案研究《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》,以资料文献整理为主体的编年叙事《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》,《通论》一开始便明确将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方法范式来看待,探索如何借此参与重构现代文学研究新路径。用书中的表述,即“从‘合法性’论争到‘合理性’论证”。这一细微变化,也意味着将旧体诗词纳入现当代文学研究范畴,正逐渐成为学界共识。
从书中能看到作者在学科反思、资料整理、研究路径的探索与深化等方面的创新。在内容方面,对五四新文学如何确立“新诗”的合法性,并通过一个世纪的学科机制建设、文学史书写不断强化加以反思,构成了全书各章论述的背景和语境。书中涉及的浩瀚驳杂的文本资料,也彰显着作者力图突破传统“印象式点评”窠臼,从客观辨析出发的实证精神。从严复、王国维、章太炎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学人,到吕碧城、沈祖棻、何香凝为代表的女性文人,再到黄宾虹、刘海粟、张大千为代表的画家诗人;从清末民初的《南社丛刻》到抗战时期的《民族诗坛》,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《东风》副刊到改革开放时期的《中华诗词》等纸质媒介,乃至新世纪以来各类网络空间中的写作,都彰显着旧体诗词是有待研究者开采的“富矿”。
也正是这种反思和实证精神,使得《通论》没有陷于研究对象之中,而是保持着适当的审视距离。比如书中直陈,一些旧体诗词创作存在“斤斤计较于寻章摘句,老死于‘过度格律化’的形式桎梏”趋向;执着于“外形式”,反而走向了诗的反面。李遇春提出,由作者精神结构外化而形成“内形式”,是当前旧体诗词创作的突围方向。这一点,应当向“新诗”学习,需要在精神修养方面大胆借鉴现代哲学、文化、文艺的有益滋养。守正的同时,强调开新,实则表明——即使是“传统的感性”,也有其立足于所处时代的意象、情感与内容,旧体诗词的写作与研究,也应有“现代”的视野和路径。
《通论》中的部分章节,开始将研究触角延伸至旧体诗词与现代媒介、绘画、女性主义等诸多问题的阐释上。旧体诗词在这些研究视野中,不再只是旧时文人习气“骸骨的迷恋”,亦不再只是为填补文学史空白的“边角余料”,开始指向“现代”的精神成果。正如书中前言援引章培恒教授之言,“研究古代文学的人,要以现当代文学为坐标”,“旧体”作为方法,恰恰是以“现代”为旨归。《通论》中对旧体诗词的多元呈现,同样折射出19世纪末至今更加普遍的现代文学生态和更深层次的现代精神症候。“现代”视域下的旧体诗词写作,用作者的话来说,本没有“新诗”那般呼风唤雨、凤凰涅槃的风光,是一种“余事”的常态。文学史研究,自然要依托那些经典文本,可久居边缘却具有广泛基础的旧体诗词写作,何尝不构成一种还原现代中国社会生活、思想观念乃至文学演变的路径?
故而在《通论》中,作者尤其注意并开掘某些特定历史语境下,旧体诗词如何走出被遮蔽的状态,在历史进程中绽放出光彩。诸如清末民初报刊兴起之际,旧体诗词在结社雅集外,“表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意识”;抗战时期女性的诗艺探索,在颠沛流离间,用新旧意象写下“现代生活经验和生命体悟”;改革开放之初,旧体诗词在解除思想禁锢方面多有抒发;新世纪网络空间中,“老树画画”等诗配画折射出对“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达观态度”。这些研究,为我们在五四文学经典文体之外,探究相应的“现代”话题提供了新视角,也让人欣喜地看到,在“内形式”与“外形式”的融合统一下,这些诗词的精神高度和艺术价值。通过李遇春的阐释,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特色得以彰显,《通论》中阐而未尽之处,更让读者对后续进一步的研究抱有期待。
(作者单位: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)